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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斌

“拼娃”心态仍根深蒂固，减负更是一场观念的转变。的确，减负是全民的观念问题。但在中高考制度和各种招考录用制度面前，减负更是一场利益之争。

不少专家指出，中小学负担越来越重，在于中高考牢牢掌握着孩子的命运，在于全民追求升学率的导向，也在于政府对稀缺好工作岗位设立的“门槛”不断攀升。

我们必须承认，中高考的选拔性依然存在，而且为了增强区分度，试题倾向于“三快”——读得快、想得快、做得快，这也逼迫教师、学生不断拔高教学标准和学业标准。“剧场效应”中，舞台压得越低，站起来的人越多，而后边的人，只有更多的费钱费，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减负只能是梦想。

1.为孩子的未来利益担忧，家长不敢减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是寒门学子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高考和国考是底层向上攀登的阶梯，平民子弟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从小学到高考是一个连续性非常强的教育过程，没有小学的好习惯，就没有初中的好基础；没有初中的好基础，就没有高考的好成绩；没有高考的好成绩，就肯定没有好的大学上。上大学找到好岗位的概率和不上大学找到好岗位的概率是无法比较的，家长对于孩子都是有1%的希望肯定尽100%的努力，谁也不甘于让孩子从小就落后。因此，老师减负、家长增负，学校减负、校外增负，已成为社会的常态。“减负令”其实是为校外培训让路，为校外收费服务腾出了更大空间。火热的违规补课，只是从以前的公开转入“地下”，害了孩子，苦了家长。

2.为自身的生存利益担忧，教师不敢减负。“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不但是学生的命根，也是老师和学校的命根。不让向学生公布分数，但没有不让给老师排名，中小学衡量评价老师的重要依据还是教学成绩。如果舍弃教学成绩，靠软指标评价老师，公道不公道暂且不谈，家长让不让，领导让不让，社会让不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给老师排名，就影响到尊严、地位，就影响到生存利益。因此，在教学成绩考核面前谈减负，对老师来说也是“空谈”。懒惰是天性，勤勉是人性，倡导吃苦耐劳，倡导奋进有为，是用人性的力量改造天性的懒惰，是人生的必修课。因此，老师布置合理的作业，适当的考试，甚至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惩戒，这是对孩子、家长、事业负责的教育道德良知。

3.为任职区域的政绩担忧，领导不敢减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的教育政绩一是教育投入，二是高考成绩。在教育成绩评价上，因为高考录取指标按省分配，到了地市就有了竞争：清华、北大的录取数量，考上重点本科及总本科的人数等；地市给区县排名，区县给学校排名，学校给班级、老师排名，甚至政府对高考优秀学校、老师要给予高额奖励。对学校来说，立校生存之本也是教学成绩，有教学成绩不一定是名校，但没有教学成绩一定不会成为名校。火热的学区房是家长、社会按教学成绩给学校的定位排名。在一系列排名之前，“减负令”很可能成为猫捉老鼠的“游戏令”。

实践证明，不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学生还会“每分必究”。

在中高考制度难以推进的前提下，规范办学行为是完全必要的：

1.规范学生休息时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晚10点前睡觉，早6点后起床。不论学业任务的多少，只要家长证明孩子不是贪玩，可以不完成作业。

2.规范老师作业布置。学校控制好作业量，特别是要精简重复、机械性的作业。

3.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海安中学周围没有培训机构，其经验就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在利益的驱动下，培训机构堵是堵不住的，海安的经验值得借鉴。

4.规范教学资料配置。教学资料的滥、乱、杂，也是学生课业负担重的主要原因。资料如课本一样，统一配备必要的，不是国家规定的禁止印刷、购销。

5.规范考试结业科目。目前，推进高考改革较难，应积极推进中考改革。中考可把语、数、外、体列为考试科目，其他学科作为结业科目，划分等级，但关键是要降低难度，提高过关率。中考录取采用结业科目看过关率，以考试科目分数录取为主。

“减负”是一揽子工程，不只是学校、老师的事情，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单靠老师和学校减负，最担心的结果是：越减负城市的孩子越累，越减负城乡的差距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