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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志坚

司马光花15年时间主持编撰的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压轴的那段文字是“臣光曰”。数不清此书有多少个“臣光曰”，但这段最后的“臣光曰”与别的“臣光曰”不同，并非对于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人物做的某一件事说的某一番话的点评，而是关于他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自述。

由此最后的“臣光曰”可知，司马光之编撰此书，原是“奉敕”而行的，“奉”的是“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的英宗皇帝之“敕”。宋英宗还“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在人员、场所、物质条件诸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以至使司马光感到“眷遇之荣，近臣莫及”。《资治通鉴》之为《资治通鉴》，宋神宗不但“赐之嘉名”，而且“宠以冠序”，甚至“每开经筵，常令进读”。

由此最后的“臣光曰”可知《资治通鉴》的整体框架与编撰宗旨。此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在各种史书中，“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其目的就是使执政者“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以，他在最后的“臣光曰”中明确表达，希望“陛下”即宋神宗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司马光在“奉敕”之前，就已开始这项工程，并编成《通志》（《周纪》5卷、《秦纪》3卷）进呈英宗。他懂得以史为鉴能知兴衰的道理，没有“借古讽今”之忌讳。言古之善，不虑厚古薄今之嫌，不怕人说难道我们还不如千年之前的古人；言古之恶，不虑含沙射影之嫌，不怕人说是影射、说是比附、说是指着和尚骂贼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司马光编撰此书，明摆着首先是供“陛下”阅读的，他要“陛下”以史为鉴。“臣光曰”三字就对《资治通鉴》的读者对象作了精准定位。前后两位“陛下”也明白以史为鉴可以资政，未曾在这一点上有任何疑虑，而予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褒奖。

《资治通鉴》要对“上起战国，下终五代”的漫长历史进行梳理，专取“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事以成编年史书，其工程浩大，不言而喻。司马光“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不敢有任何懈怠。对此，最后的“臣光曰”中说得明白：起先是兼职的，不管工作如何变动，均“听以书局自随”。以后干脆就退居洛阳，摆脱政事，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所谓“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如此这般，一干就是15年。书成之日，已是“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的66岁老翁了。

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有个机构即崇文院下置的“书局”，有一套钦命“由司马光自择”的人马作为他的助手。但从最后的“臣光曰”可见，他并不像吕不韦编《吕氏春秋》那么洒脱，也不像如今某些鸿篇巨制的主编，只是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只负责最后署名挂名，什么都由别人去做。

最后的“臣光曰”中还有一句说，“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这话说得很客观实在。治平是英宗年号，从治平三年“奉敕”算起，到元丰七年书成之时，其实不止十五年。时间长了，篇幅大了，前后有自相矛盾之处，或是评说与事实不符，或是评说的尺度不能“一以贯之”，这都在所难免。司马光不敢像吕不韦那样“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许诺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他没有那么牛气，恰恰相反，倒是向“陛下”坦陈“不敢自保”。接着上面这句话，说的便是“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并不因为在所难免而心安理得。

《资治通鉴》最后的“臣光曰”中，还真的很有些今人可师可范的东西呢！

（刊于2019年1月12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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